汉高祖十年，六十岁的刘邦心情稍微平和了一些。这一年十分顺遂，几乎没有大事发生。他一直驻步长安，没有再亲赴洛阳或者其他地方处理那些棘手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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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世关注刘邦，或是痴迷楚汉争霸的风云际会，或是醉心于开国立制的传世功业。但这样单拎来看，不免有一种割裂感，仿佛刘邦还有两副面孔。
“郡国并行”和“封建诸侯”是长期困扰高祖稳坐长安的问题，也是被后世经常提及的话题。
除了那些理论层面的反复咀嚼外，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，这些问题都是浸泡过楚汉之水的历史产物。撇开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问题显然会给人一叶障目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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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论述者都认为，高祖立国时的“郡国并行”是一种临时妥协性安排。但如果勾连楚汉相争，甚至回溯先秦历史，也许事实未必如此。
先秦战国时代，诸侯王国制度沿袭良久，秦甫一统旋即瓦解，原有的惯性不可能骤然消失。相对于多年浸染郡县制的关中地区，关东地区实际上还不能完全适应郡县制。
秦灭后，即便是项羽也曾广封诸侯王。无论动机如何，封建诸侯在此时似乎都是更稳妥的制度安排。
与陈胜、项羽等一样，刘邦起义的正当性来自诛暴秦的大义。汉承秦制，经常会有“又生一秦”的评语。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性，刘邦也只会慎重考量全面推行郡县制。
但郡国并行制产生的制度对立不断消解国家的统一，关东的行政系统长期无法正常运转。刘邦不得不每年在洛阳逗留小半年的时间，以个人的权威压制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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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国并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东方地区封建诸侯势力不断做大。
楚汉相争之时，出于军事斗争等直接目的，刘邦不得不以分封异姓诸侯作为重要砝码。开国之后，异姓王相继被取代，直至高祖末年，白马誓盟，非刘氏不得为王。
乍看下来，刘邦似乎也落入勾践“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”的窠臼之中。但同姓封王的问题真就那么简单么？
高祖时期，因楚汉争霸立功获封为异姓诸侯王的有七位：韩信（楚王）、韩王信（韩王）、吴芮（长沙王）、英布（淮南王）、臧荼（燕王）、张敖（赵王）和彭越（梁王）。
这些诸侯王们并非是丰、沛起义时跟随刘邦的嫡系军功集团，他们因功获封，独立性更强。他们盘踞关东要地，与刘邦的关系，与其说是君臣，更像是盟主和联盟成员。因此，完全否认刘邦存在私心当然是没有道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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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祖五年，臧荼率先叛反。刘邦击破臧荼后，立卢绾为燕王。这一举动，其实颇值得玩味。
首先，重立燕王，而非改国为郡，说明刘邦对于封建诸侯这种制度本身并无反感。其次，如果刘邦一直存有明确的完全的同姓封王意识的话，这时大可出手立刘氏为王。
当然，不排除也存在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刘邦认为这时封建同姓的连锁反应风险过大，时机尚不成熟。
高祖六年春，刘邦下诏，韩王信由封地颍川，迁移到太原以北，远离洛阳要地。高祖六年十二月，刘邦废韩信为淮阴侯，收回楚地。
随后，刘邦大规模封建同姓，立刘贾、刘交、刘肥为王，分齐楚之地。高祖七年，刘如意封代王，后转赵王。除此之外，刘邦再无其他动作。
各种迹象来看，刘邦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异姓诸侯穿插同姓诸侯，同姓诸侯间隔异姓诸侯，他并没有要完全同姓封建，尽诸异姓王的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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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的他甚至认为已经天下砥属了。是故，每年都要巡驻洛阳的他在高祖十年一直留在了长安，直到实领代地的陈豨谋反。
陈豨谋反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在此期间，异姓诸侯王间暗通曲款，这彻底打碎了刘邦同姓与异姓诸侯王共存互制的想法。
高祖十一年，刘邦击破陈豨，韩信、彭越相继被杀。接着，淮南王黥布起兵。刘邦先立刘长为王而后征讨黥布。这一举动表明刘邦自知已经别无选择，只有将异姓诸侯连根拔起，尽封同姓。
刘邦自斩蛇起义，称帝立国，直至耄耋老迈，一生苦战。刘邦末年，衰老疲惫，以致厌恶见人。黥布起兵谋反，也是料定他老而厌兵，难以亲征。
击破黥布后，身中流矢的刘邦自感时日无多，返程中转道回到故乡，而后有了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大风歌》。
“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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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来想，作为汉朝的开国之祖，登上至尊之位后，刘邦本应春风得意，看尽长安。但历史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
为了守住这四方之地，刘邦不断地游走。驻留洛阳也好，四处征讨也罢，无论如何，通向长安的路始终是最难的。
高祖十二年，刘邦卒于长安城长乐宫中。他终于回到了长安城，天下也终于砥定了。但这天下能否平安传给后辈子孙呢？那句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隐隐透漏了些什么。